兰州中心！“新一代”单元式幕墙诞生，成就西北商业体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联宪法（根本法）》，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73页。
对这类主体应该严格限定、管控，从现有的《政务处分法》第27条的规定来看，退休的公职人员退休前或者退休后有违法行为的不再给予政务处分。（三）对公职人员外延的实质扩容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监察全覆盖，对公职人员扩容的外延表现应该是退休的公职人员与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三、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追责重心统合需求（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追责重心统合的法治需求不管是人视角追责，还是组织视角的追责，都与国家监督法制及其构成的制度体系密不可分。其不仅存在于行政机关，还存在于事业单位，其中后一种出现于《公务员法》第112条，与参公管理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相对应。这实际上是配合刑法的规定，同时在该条同款的前半段，还有关于行政处分的规定，实际上也说明了监察政务处分和刑罚在具体适用上的衔接性，而这种衔接性存在于《监察法》产生之前的各类部门法的规范之中。从体系化的解释来看，《监察法》第1条已经明确其目的就在于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而在总则 立法目的中出现的行使公权力无疑应是判断是否公职人员的实质标准。从远期目标来看，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应向公职人员靠拢甚至并线，这种概念统一不无可能，[23]以实现从公职人员视角来统合各监督法领域人视角监督的规范适用，进而为最终公职人员入宪做好时代准备。
在部门（责任）法规范无法完全实现追责重心统一的前提下，政策的统一性可能成为部门法之间衔接协调的重要驱动。2022年6月，中办印发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从领导干部良好家风的角度扎紧了对特定关系人腐败治理的制度笼子。然而，这种看似元理论（meta-theory）的理论断言，还需要面对一个更元的追问：我们如何把握宪法的存在？能否用对待科学定律的态度，去对待宪法的存在？以科学自居的宪法思维并非始于今日。
然而在本文看来，母法尽管并非一个完美的概念，但倘若将它理解为一种有关国家目标、有待积极繁衍的社会主义纲领，它却是一种值得辩护的、理解中国宪法的重要线索。然而，这种批判又是继承性的。理想状态下，人们甚至可以展望：宪法总纲作为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和制度性供给，不断将宪法将来时的目标转化为公民当下可请求的主观权利。反过来说，部门法的一阶本质，亦使其绝无可能从宪法的二阶内容那里寻找根据。
它的本体论根源，亦即把握事物存在的思维，在西方有着更为古老的传统。[89] 对此思路的简要介绍，参见郑永流：出释入造——法律诠释学及其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21-36页。
它们如同多条江河，最终共同汇聚成我们的宪法，并继续流向远方。如果我们把1918年《苏俄宪法》视为某种理念类型的起源，可以发现它具有如下特征：①它试图实现真正的自由，亦即劳动者的普遍解放、自由的平等实现。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一部维护自由放任的宪法、一部建立原教旨苏维埃的宪法、一部建设福利社会国的宪法、一部走向数字时代的宪法，它们各自会产生怎样的民法？回顾《苏俄宪法》背景下的1922年《苏俄民法典》，回顾以此为蓝本的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61]我们应当明了：民法并非理所当然地亲市民社会。[64]然而，宪法无所不包的问题在于：它会使宪法变成一个相对甚至空洞的概念，仿佛任何内容只要能通过超多数决写入宪法，它们就同样根本。
[59]在个人信息法等新兴领域，国家目标范式也能更好地证成为何个人信息权的基础首先是国家保护与规制而非个人自主控制。民法对人格权问题的探索，行政法对行政权组织、行为、救济的探索等，均属于此。[85]在这种思维下，人们可能会像观察物理现象那样去对待宪法：把宪法当作客观的观察对象，从中归纳出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超越时间（历史）的宪法真理。但需要被一体化解释的范围显然可以进一步扩充。
在第二部分，本文试图追溯矛盾的根源，即在中国宪法多元复合的背后，有着三条意义脉络的三江并流：母法（社会主义纲领）、根本法（共同体元规则）、公法（自由保障法）。然而，社会主义宪法必然是纲领吗？在社会主义宪法思想史上，这却是一个曾有重大争议的问题。
这个新版本的双重属性，不仅是在社会主义背景下提出的本土化宪法表达，也揭示了中国的公法母法不仅并非必然矛盾，更有携手的可能。[17]简言之，二阶规则是全然关于（all about）一阶规则的规则。
右翼则会认为纲领条款、积极权利等不是宪法，更遑论1918年《苏俄宪法》那种完全抛弃国民法治国模式的宪法。[73] 参见1954年《宪法》第87、91-96条。而本文不仅要论证（中国）宪法之既是、又是、还是，并且还要首先彰显这些是之间的张力。进入专题： 本体论 根本法 。人们可能会质疑：在中国主流学说中，母法根本法难道不是同一回事？为何本文要强调母法根本法的区别与矛盾？从前文关于斯大林根本法的背景梳理中可以看到：对待看似相同的概念，应避免望文生义，而应考察其底层逻辑的异同。[84]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1-396、275-280页。
[70] 陈景辉认为，如此才能使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在同一套系统中共存，既各司其职，又互相支持。即使它有种种不足，批评也应该是尊重前理解的对话，而非彻底否认它。
[15]哈特曾有名言：法律是一阶、二阶规则之结合。也就是说，中国宪法虽然内容众多，但其中规范层次却高低有别，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根本法/非根本法、核心规范/非核心规范、可变更法/不可变更法等进行区分。
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只是消极的观念……新民主主义法律则不然，它需要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加以发扬、保卫的法律，不只不抵触就够。[29]同时，不同于二阶规则忽视宪法的公共属性，李海平则坚持要将宪法的公共属性与最高法属性进行一体化解释。
例如林来梵把母法、公法视为不同语境下的两个问题。因为当学者们一反学科常识，叩问本学科基本概念究竟是怎样的存在（being）时，其所追问的，是它的基础逻辑应如何建构。如前所言，在中国语境下，母法与公法的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74] 参见肖蔚云，见前注66，第136页。
否定母法，无异于遮蔽了中国宪法中最重要的制度逻辑。与母法逻辑不同，它代表着另一种消极内敛的元规则逻辑，强调宪法只应关注一个共同体的根本而非普通问题。
作者简介：路平新，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师资博士后。然而，只有看到矛盾、承认矛盾，才能最终在宪法语言中安置矛盾、解决矛盾。
[83] 参见海德格尔，见前注9，第4页。关注语言背后的意义（而非抽象地讨论宪法本质），对于深化理解宪法的某一维度也大有裨益。
[23]照此，哪怕宪法干涉了同为公法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的一阶判断，照样会在授权问题上越俎代庖，造成它们的冗余。按照同样的逻辑，行政法的法典化则绝无可能，因为它不应有任何独立于宪法之外的完备价值，否则将势必导致利维坦式的行政国。但其中却有一条重要线索：宪法的本体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独特的制度逻辑，赋予了中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以双重属性：它既是公民的主观权利，又是作为国家目标的客观法纲领。
但仔细思考，它其实隐含着一个自我否定的悖论：如果宪法涉及一切，那它又如何可能足够根本？当宪法本身包含的内容愈多、所涉及的法律领域愈广，它的根本性愈可能面临追问：根本与普通的区别是什么？植树造林、保护林木难道能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样根本吗？本文认为，中国宪法之有别于母法的根本法逻辑，系源于它作为一部现代宪法的内在需求：当多元的内容、广泛的目标并存于宪法时，它必须以一种内敛的姿态反思什么是其真正的根本？作为现代宪法的起源，《魏玛宪法》的他山之石，或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四、从本体论解开矛盾：哲学诠释学的若干启示母法、根本法、公法，它们共存于中国宪法之中，却又可能彼此矛盾，这意味着什么？正如文首所言，这并不是一种普通的理论矛盾，而是宪法基础逻辑的矛盾，是一种前提性的矛盾。
另一方面，倘若基本权利的现在时救济（作为主观公权利）又因种种原因受阻，使公民无法用它们保障当下的自由，那么当两者叠加在一起时，保障自由的双重保障就被双双架空了，或者可以说，社会主义宪法的自由保障逻辑被双重抛弃了。而二阶规则，则是关于如何引入新一阶规则、废弃或修改旧一阶规则、决定其范围或控制其运行的规则。
本文也无意反省它是否适用于人文科学，类似古典经济学把人的本质总结为理性人那样是否真正科学。他认为：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二阶共识是根本的，因为正是这些最稳固的二阶共识，而非关于具体事务的、常存分歧的一阶共识，决定了共同体之为共同体，而非一群人的偶然联合。
